6 h; z- n" f+ X0 N; u9 s5 ^从时代背景看，犯罪潮的出现，似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问题。2 C$ `$ J( N$ @1 X' i*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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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，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.57%，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。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，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，缺乏职业技能，只能从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。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，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，很容易产生严重的挫败感。; b" E3 a+ ?! {# C- g- `2 g3 x0 B/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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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，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，一方面是为了生存，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，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。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，互相传授犯罪经验，结伙作案。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，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，传授给宗亲朋友，交叉结伙，外出作案，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，在宗族掩护下逃避侦查打击，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，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。" K7 B; ]/ w" N5 S. R4 l( M' Z
: f4 X& H; A. v' n8 n8 g, V犯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，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、专业化的逻辑延伸。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，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——犯罪技术的学习和传授，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，它高度依赖熟人、亲戚之间的信任；越是技术门槛高，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，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。 ' K* ~8 N; E' ]3 ~+ y1 v6 O% L% q8 r( [
另一方面，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。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，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，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，社会治安较差，黄赌毒泛滥，经济不发达，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。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，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，且分工明确。9 u `' f% m& v: {% j" _; r&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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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，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，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骗用银行账户，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骗，有人负责提款分赃。下属的那大镇甚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，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。自2006年至今，受骗者遍布全国。儋州还是“金砂诈骗”案件的高危地区。源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，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。 . F0 ]" D/ ?3 U; g( z 8 {! r! }: t) a) {& j; \湖南娄底是电信诈骗、合成裸照诈骗及假金龟假金砖诈骗高危地区。电信诈骗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。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，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。自2004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，台湾籍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湖南。6 U2 a; Q9 G& v( l3 t1 v" }1 \
4 L b/ C2 O( O$ r2010年公安部组织3000余名警力，协同台湾警方联手摧毁特大电信诈骗犯罪网络群，捣毁诈骗窝点及地下洗钱场所124处，仅长沙就出动警力2000人，抓获台湾籍嫌疑人近200名，捣毁窝点22个。 ( p$ p, t( H* M5 z! [1 s' B. a, ~" `5 k& D3 r+ \
台湾籍诈骗团伙销声匿迹后，电信诈骗又被娄底双峰籍嫌疑人接手，并发展出更灵活的单兵作战模式，在外省流动作案，得手后立即携带设备转移。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，刑案由发案地公安机关管辖，而此类犯罪发案地、作案地、籍贯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，办案成本极高，往往无力打击。目前已由双峰蔓延到临近县域，高危人群规模近一步扩大。& w1 ?, x) d' ~ V
# @1 Y+ S) {+ d; M; m济南商河县是盗窃牛羊及机动车、制造假烟等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，连同河北献县、孟村、天津等地嫌疑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盗窃机动车产业链，有专人负责提供各类高档车解码器，有专人负责销赃，有专人负责踩点及提供作案目标。已经高度团伙化及职业化。几年前一次行动即在某犯罪专业村查获被盗高档机动车一百余辆。" [; z. g) w a x0 q. V 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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